干春松：为中国引领世界，梁漱溟1931年做乡村建设

近代思想家争论焦点

如何让文化和价值使国家形态“进化”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社会危机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归结为文化危机的趋势。在发展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压力之下，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会接受来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形成了类似于“东方主义”的文化观念，并为了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在文化观上趋近于自我否定的态度。这一点已经由梁启超等人做了总结。即随着危机的加剧和应对乏力的加深，当时的中国人逐渐从器物层面的不足（洋务运动）上升到制度层面的不足（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最后到伦理和文化的“觉悟”。而伦理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在1840年之后，中国近代文化观的变迁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而不断发展的。

梁漱溟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时候，正是伦理和文化大兴“觉悟“的时代。他最初为人所知，就是因其在文化观念上与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而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引入了新的阶段。

在思考问题的轨迹上，梁漱溟的保守主义倾向延续了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前行者的思想脉络。

梁漱溟

其实，当李鸿章等人将其所面对的西方冲击描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他心目中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即“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如果说中西问题主要讨论的是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差异的话，那么古今问题就是要面对中西是否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问题。这两个维度被梁漱溟形象地概括为“不同”和“不及”。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最后的《人心与人生》等作品，梁漱溟一生都在处理“不同”和“不及”。他始终要强调的是“不同”而不是“不及”，但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其立场的“漂移”。

而这一问题，在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里，被表述为“西学中源”或“中体西用”，这些充满着文化的理智和情感冲突的复杂性思考，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描述为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滚滚车轮”。

为了避免国家沦亡的局面，建立起一个有竞争力的新国家就成为共识，但对于如何建立一个国家，近代知识分子却有很大的争议。就体制内的改革派而言，保存国家就是要保存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这一点最清晰的表述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而改良派的康有为则认为“保全中国”是建国的前提和目标。在他看来，既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国家，建立新的国家当然要保存原有的土地和人口，因此，他反对革命派的“汉族国家”主张。虽然，在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派并没有坚持单一民族建立国家的激进主张，改而接受“五族共和”及“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但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的确在现代中国的建立过程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至此，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西方已经产生了两重面向：一是作为与儒教文明相对应的基督教、天主教或东正教的西方文明 ；二是作为近代宗教改革之后的世俗化的西方。这两重面向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分。中国近代所要面对的中西和古今的双重挑战主要来自这两种冲击，但这两种冲击之间本身所包含的张力，在近代中国有时却会形成合力。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将民族国家体系看作是比原先的帝国秩序更为合理的国家组织方式，而只能客观地说，民族国家是现在被普遍接受的国家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由清王朝向中华民国的政权转移，就不再简单是以前的王朝更迭，而是一种“大变局”，即新的国家形态的确立。这意味着不能将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差异仅仅看作是文化基础上的国家类型的差别，而更应该视为一种国家形态的“进化”。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在时间上与其世俗化过程有重合。这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也可能是世俗国家。而对于中国而言，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需要一种文化和价值的因素来成为国家的凝聚力，因此，许多人甚至希望通过儒家的宗教化来强化国家的纽带，这样就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家之间对于文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激烈争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

为人类开辟新路

1931年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课程特点：理论和实践结合

梁漱溟说过，假如不是民国以来社会矛盾的全方位爆发，不是中国社会陷入彻底的绝望，那么人们就不会寻求新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那么新的方向就不可能转出来。“譬如清末康梁学说盛行的时候，一切问题都含糊不清，到民国八九年新青年派就清楚一些，到共产党更清楚些；就是因为当时对于中西文化的真正冲突处，尚不能辨别得清，所以不能产生一个解决之道。”这就是说，虽然不同时期的政治力量对于中国问题症结的了解逐步清晰起来了，但是解决之道却并不明朗，经过了在广州和河南不成功的尝试，以及对于其他乡村建设方案的考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考越发成熟。

1931年初，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并马上开始招生，6月15日就开学了，其中梁漱溟担任研究部主任，研究院的许多负责人都是其学说的信徒。研究院的课程只有一门“乡村建设理论”，由梁漱溟自己授课。此外，他还每周进行“朝会”，作为讲课的补充，主要是谈他自己的人生体会和社会理想，后来编辑成《朝话》出版。

训练部的课程比较多，包括党义、乡村建设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农村经济，还有许多农业、畜牧业和社会调查与统计的课程。第一期还增设了自卫训练组、凿井训练组等课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课程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别是开始了一些农村建设中的实用性课程。1933年，梁漱溟等人又建议开设菏泽分院，而这也是梁漱溟第一次来山东办学的地方。这个研究院总共培训了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中。

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

乡村建设不仅是自治组织，也是教育组织即“乡农学校”

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一般都是由国家主导的，日本和德国皆由此而获得成功。梁漱溟鉴于国权建立的困难和对国民政治习惯的理解，将社会重建的重点放在农村。他坚信，这正是其立足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特点而发现的唯一可行性的出路。在他看来，中国人素来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古代国家一般以无为而治作为最高理想，所以，很难依靠国家的意志来推进社会变革。但是，传统中国以家为范围的血缘共同体又难以开展乡村经济活动。那么，启发培育中国人的团体生活以乡为单位就比较合适，然后才能逐步从乡村小范围的发展扩展到整个社会。

在比较了吕坤等设计的古代乡约原则和民国时期根据个人权力的原则而设计的乡村自治条例之后，梁漱溟发现，个人至上的地方自治实践导致传统中国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已不复存在。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犯了错，首先想到的不是进行教化，让其改过，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法律严肃处理，其后果是使犯错之人因失去脸面而无法在乡村社会中容身，他的现实处境会十分恶劣。这样的组织样态失去了中国人价值中的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支撑，不能称之为良善的秩序。因此，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运动是要将传统乡约的精神与现代的组织结合起来，在组织样态上不仅是一个自治组织，也是一个教育组织。

乡村建设固然负有培育新的政治习惯的使命，但也要发展经济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以此为基础整体提升中国的经济能力。所以，乡村建设还具有经济组织的内容。由此，梁漱溟所设想的乡村建设的过程和目标，分为以此循序的四个阶段：乡村组织、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和理想社会。而作为乡村建设起点的乡村组织的制度构建，则是一种叫“乡农学校”的组织。

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山东邹平召开(前排右起梁漱溟、章元善、魏朗斋、严敬斋、陈筑山、高践四、晏阳初、于树德，后排右起为许仕廉、杨开道、梁仲华、李景汉、孙廉泉、瞿菊农、张鸿钧。)

士阶层是传统社会的粘合剂，以先知先觉者启发和教育农民

乡村组织作为新的政治形式的起点，进一步的发展则是达成国家政治问题的解决，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国家主权在国际上不能挺立，国内军权和政权分裂，而解决这一政治问题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统一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其手段是国内各个群体的团结。

传统社会的粘合剂是士阶层，而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主要由城市培养并留在城市里，这造成农村缺乏知识群体的知识传播和礼俗教育，因此，要挽救乡村失败的局面，首先是知识阶层要到乡村去。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如我们所讲，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创导教化之责，很能超然照顾大局，不落一边。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说，他是最合条件不过的。因为新的理想社会的建立必须有一批先知先觉者，对农民进行启发和教育，而其自身又没有阶级立场。

提出新文明六点，由乡村构建最理想的国家形态为人类做榜样

梁漱溟认为，从乡村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国家是一条最为合适的路径。他说：中国国家可说是集家而成一乡，集乡而成县，集县而成省，集省而成国。中国这个散漫的国家，一定要求组织，但我们求组织，如果是从家入手，那就太小，从国入手又太大，事实上不能一步登天，所以要从乡村入手。先求乡村有组织，人民有乡村的组织生活，一步一步的做到国家的组织生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的组织不是自觉的。中国今日从乡村完成这个组织，完成中国的大社会组织。等到中国完成了这种自觉的理性的国家组织，他就可以领导全世界，领导全人类。只有中国人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 梁漱溟说未来的中国会避免成为西洋和日本人那种以压制弱小国家来谋取利益的霸力国家，而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想的新的国家形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不仅是要解决中国现代化以来的社会危机，还要矫治西方现代性的一些弊病，并将中国因为理性早启而压制的潜能释放出来，而使历史进入中国文明的时刻。一方面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倚靠合理的社会组织。“……此一两面共进的结果，将会产生出一个新社会。”

梁漱溟分六点来描述这种新文明：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他认为西洋社会放弃农村的做法造成了都市和乡村的不平衡，而合理的方式是都市成为经济文化中心，而乡村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四、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合一的是正常，相离的非正常。六、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国家还不外武力统治，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在武力的。社会秩序出于理性，靠理性来维持，是正常的；反之，靠武力便非正常。

邹平试验面临的困境：依附行政和自觉改造之间的紧张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从挽救危机中的农村出发，要为中国人建立起新的政治习惯，并最终要为人类开辟新路。这在理论上是相当自洽的，但是要将之落实似乎也很困难。梁漱溟在开始设计乡村建设的具体方案时，更希望将这场运动操作成一种民间的社会运动。所以，他一直主张乡村运动与现实的政权之间要保持距离。 但实际上，乡村建设并没有真正脱离政府的支持，而且政府也希望利用乡村建设来改变中国农村的问题。

即便得到了政府的一些支持，梁漱溟在邹平的实践也遇到很多困难。正如陈序经所批评的：“乡村建设运动之在今日好像差不多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存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对于乡村，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造。”对于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实践中的不如意，梁漱溟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比如他反复论述的作为前景性目标的“用礼俗代替法律”，在利益纠纷日益增多的现代社会要推行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即使是在习俗层面，新礼俗该如何设计也是一件难题。他说：“乡间礼俗的兴革，关系乡村建设问题者甚大。不好的习俗不去，固然障碍建设；尤其是好的习俗不立，无以扶赞建设的进行。所谓合作，所谓自治，都与从前疏离散漫的社会不同。人与人之间关系日密，接触日多。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此道非法律而是礼俗。法律只可以行于西洋，行于都市；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党之间是不行的，何况有法律，亦要有礼俗才行；即法律之行，亦莫不有资于习俗。古时吕氏乡约等，于此是一种参考；第如何因革损益，大不易言。”这的确是乡村建设实施中各种矛盾的体现。乡村建设一定要吸收西方现代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组织社会生活上的一些长处，现实环境已经不允许中国人像以前那样过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散漫生活。但新的集团组织如若要继承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如何调和中西制度之间的紧张却又无成例可循。梁漱溟在1935年10月25日所作的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演讲中，似乎是在叹息；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依附政权与动员乡民进行自发社会改造之间的内在紧张，这的确是乡村建设的一个“致命”的问题。从梁漱溟自身的认识而言，他通过社会改造让政治经济秩序顺水推舟建立起来的理想是否过于将社会与政治两分看待了？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梁漱溟自己也发现了，在中国如果完全脱离行政系统也难以推进社会改造。

所以，名义上是乡村建设，最后变成对乡村问题深表忧虑的知识分子的自上而下的推动，而乡民则并不一定领情。梁漱溟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讲，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所以，乡村建设运动是否能真正反映乡民的需要，这是梁漱溟自己也感到疑虑的地方。比如，乡村建设运动很难解决农民的具体问题，难以给农民免除苛捐杂税、难以提供资金帮他们改善经济，等等。

【原文刊于文汇App-文汇讲堂·嘉宾新著新睹栏目，
整编：童毅影】

《伦理与秩序》
(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丛书)

干春松 著

作者简介：

干春松，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古睿学者（Berggruen Fellow）、绍兴文理学院鉴湖学者。主要从事儒家思想研究，著有《制度儒学》《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重回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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